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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税收制度乃是重中之重。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财政。

按照普世原则，所谓税收制度，虽然人人有责，可穷的人肯定要少交些，富的人也应该多交些。可什么人算是“富的人”？自然是王公官绅、富商巨贾。

但是事实上，王公官绅他们拥有特权，直接的体现就是他们手下的田是不用交税的，甚至有很多为了逃避沉重赋税的农户会把田挂在他们的名下。如此一来，国家在农税上头收入就已经少了一大半还多，真正在交农税的反倒是那些穷得只能靠自家田地的农民。

而对于富商巨贾所主要征收的商税就更是明朝人人皆知的大笑话——明朝太.祖爷他瞧不起商人，他觉得商人低贱，在他手底下是发不了财，所以他规定了商税税率只有1/30。要知道，在宋朝可是“每五抽一”。而那些奸猾的商人也都顶着太.祖这面大旗整日里拖避税费。家资百万者不少，各个富得流油，富可敌国，可国家依旧穷得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起。

所以，要解决财政问题就必须从税收制度上面改革，偏偏，这大明的税收制度让人举步维艰，不知如何下手。

李清漪叹了口气，主动说起正事来：“我听说高阁老提了‘一条鞭法’的事情。”

这一条鞭法的决议最早是在嘉靖九年，当时的内阁阁老桂萼提出“将通省丁粮，均派一省徭役，以一切差银，不分有无役占，随田征收”，也就是说以田定税，彻底省却大明各种繁杂的税赋。这说法也曾经获得了先帝的支持，当时的户部尚书还为之献策定计，最后定于几个试点试用。只可惜先帝后来只顾修道，顾不上这个，朝中对此的看法也不甚相同，故而执行上面很有些问题。

高拱上位以来就一直很是支持这项税收改革。只可惜徐阶在上头压着，理由也很确切“有钱的富商很多都没田，有田的穷人怕是交不起税”，故而依旧只是选了个几个地方试行。如今徐阶一去，高拱便越发活跃起来，立刻又重提了这件旧事。

皇帝听到李清漪说起这事，不由也叹了口气：“是啊，不过这折子我还没批。”他也简单直接的说了自己的苦恼，“改革之事出发点一贯都是好的，只是历来改革都少有成功的。我就怕这一出错，殃及全国，如今财政上面本就已经难以支撑，若真是出了事，怕是悔之晚矣。”